中国重要枢纽城市

最新章节：第七节 海洋

最近几年，中国兴起了历史热。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，既有国人的著作，也有译著；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，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，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卖。<span ark" title="做一个简单的梳理，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与学术努力。赵汀阳先生在《天下体系》《惠此中国》等著作中对于“天下”观进行了着力阐发，力图在传统中发掘出现代中国的普遍主义视野之可能性，许纪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论文中做过相近的努力；但是对于“天下”观念的再发掘，忽视了塞北、西域等地区并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导，因此对这些边疆地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可能会遇到困难（近年可看到许纪霖先生有了对于边疆问题的大量关注），并且从观念到观念的叙事，也会流于空泛。葛兆光先生在《宅兹中国》《想象的异域》等著作中通过对周边朝贡国史料的挖掘，呈现出从周边看中国的不同视角，对于纯粹基于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刺激；但这种视角同样将遇到“天下”体系所会遭遇的质疑。姚大力先生、罗新先生的诸多著作，从草原史、内亚视角开启了不同于中原视角的中国史反思；这种反思非常有启发性，但对于内亚与中原的历史共性何在，尚需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。王柯先生在《民族与国家：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》一书中，对于中国内在的多元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，但对于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础的发掘还需进一步深入。赵鼎新先生在《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》等著作中，回溯到中国历史的早期，从战争与政治秩序的生成关系的角度再论了中国史；这种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社会学方法，但是对于非中原地区的解释力仍嫌不足。王明珂先生、马戎先生等从人类学的角度，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思考；这样的人类学思考对于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补充，但是过于强调了社会层面的自生秩序，而对政治层面建构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似有不足。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思考，诸如美国新清史学派对于大清帝国的内亚性的探讨，日本京都学派对于中国史的重构，以及剑桥的中国史系列、哈佛的中国史系列等等。这些思考都极富启发性，外国学者有他们不同于中国学者的问题出发...